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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贱尺璧而重寸阴

2019-09-18 14:49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曹丕:《典论论文》

出生于1921年的张薰华教授虽然已是满头华发,但精神矍烁。校工会在4月份组织了一次院士、教授的周末休假活动,我看张教授从头至尾都兴致勃勃,精力一点都不亚于那些年龄只有他一半甚至更少的教授们。张薰华教授1940年在浙江丽水考入复旦大学茶业专业,从此,他的一生与复旦结缘。张薰华教授的大学岁月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偌大的中国,那时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进复旦前,张教授就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叫“上海抗日救国协会”的秘密组织,开始向党靠拢。考入复旦后,张教授随校撤退到重庆北培,那是他永生难忘的艰苦旅程,先是乘一辆破旧不堪的卡车颠簸数月才到重庆,然后坐船两天一夜才到了北培的学校。回忆起北培的复旦岁月,张薰华教授说,正是那段经历铸造了他,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常常只有白饭而无菜,学习资料也很少。但同学们大多进步爱国,张教授一进校就积极参加学运,1944年他加入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复旦进步学生组织“中国学生导报社”。张教授至今清晰地记得组织的宗旨是:勤学、勤练、勤交友,要求同学们在参加学运的同时,务必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多交朋友,发展党的事业。正是努力学习不断扩大的视野使张教授觉得只研究茶叶太窄了,他由茶叶产业而对产业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所以在二年级时他转入了经济学系。“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都满怀报国之心,学习很用功”,所以后来有不少同学颇有建树,比如当时住他下铺的李达三日后就成了著名的企业家。1945年张薰华教授毕业留校任教,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讲师助教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1962年起任我校经济系系主任,长达22年(文革期间中断)。曾任中国《资本论》研究学会副会长、上海经济学会会长及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等多个学会的顾问。多年来,张教授始终专注于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从不松懈。他勤奋工作,以“贱尺璧而重寸阴”自律,刻苦治学,坚持“尊重科学而不做风派”、“应该具有理论的勇气,不做阿谀奉承之辈”,深受学生爱戴和敬仰。张薰华教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奋战了半个多世纪,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研成果有专著《<资本论>提要》3卷、《<资本论>脉络》、《<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等10部;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地租的必然性》等100篇。其中三卷本《〈资本论〉提要》已发行数万册。《〈资本论〉脉络》和《生产力与经济规律》至今仍为经济学院各专业硕士生必读教材。张教授对《资本论》原著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自觉反对本本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在钻研原著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中国理论界第一人。这篇论文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理论界结出的硕果,其价值远远超过内容本身,人们公认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表现的科学精神。 张薰华教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9年获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一等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33名硕士、22名博士。虽然张薰华教授在1991年就离休了,但是至今离而不休,今天已是85高龄,他还带着6名博士研究生。忆起60多年的教书治学心得,张薰华教授说他很推崇我校已过世的老教务长严志弦教授的一句话:“我宁愿学生在校时骂我,也不让学生在毕业后骂我。”他认为一名好老师一定要有此精神,无论在思想教育还是在专业学习方面都要对学生严格要求。他非常赞同“全员育人”,认为教师是育人的第一要素,因此教师自己的思想和专业素质非常重要。张薰华教授还强调作为一名教师,教学和科研要并重,他在当经济系系主任时,总是派最好的教师给本科生上课,因为他认为本科生的课最重要,是打基础的。只有打好了基础,他们将来无论是工作还是读研才会比较顺利。张薰华教授自己的体会是要上好课就一定要搞科研,只有科研搞好了,才有创新,才能不断给学生新东西。因此他希望学校能制定出好的机制,让教学科研二者有机结合。在采访张薰华教授时,我提到了近来中日关系的风波。张教授说:“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剌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所以我还是中学生时就参加了抗日求亡协会。在复旦时,我和同学们都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追求思想进步和学业优秀,就因为有精神的支撑。我希望现在的学生要多考虑国家的前途,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这样才是比较理性的爱国。”张教授对《资本论》原著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自觉反对本本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在钻研原著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中国理论界第一人。这篇论文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理论界结出的硕果,其价值远远超过内容本身,人们公认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表现的科学精神。 科研中张教授还力求在哲学与经济理论上有所创新。在世界观上,他坚持唯物论,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应限于生产关系,而应深入到生产力。在方法论上,他运用辩证法,创造出圆圈法。 根据这一图形展示的社会运动,他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进一步深入到作为生产力源泉的人口、资源、环境,使经济学拓展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些圈层关系也展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在联系。 从80年代开始,张教授逐步转向对核心圈层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小农经济阻碍生产力发展,是封建思想的基础,造成人口量大质低,人口问题成为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在人口与环境问题上,他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观点。1984年,他又注意到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和英国与香港的实践出发,提出土地国有化的批租问题。1984年他撰写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租的必然性》,先是受到上海市委机关的关注,上报到中央书记处后也很受重视,嘱其补充撰写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地租的必然性》一文,1985年由中央发至全国各省市。随后从深圳开始,土地批租制度在全国推开。他还根据森林是生态环境的支柱这一原理,提出了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业)的基础,并认为农、林、牧、副、渔这一排序应更正为林、农、牧、渔、副,受到林业部门和生态学界的重视。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现任复旦大学环境中心名誉主任。

复旦大学校史馆中的“委任状”

在复旦校史馆,一张“委任状”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1949年8月1日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 “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的“委任状”。张薰华是上海解放后首届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之一。主任委员(相当校长)是张志让,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副主任委员(相当于副校长)是陈望道,时任华东文化部长。张薰华是常委兼任主任秘书 (相当于校办主任)。常委中还有原校长章益。那时,复旦大学的教务长是周谷城,秘书长是胡曲园,总务长是全则人。

上海解放前后的张薰华是作为革命者形象出现的复旦大学学生和教师。

张薰华是江西九江人,1921年12月31日生于庐山脚下。父母早亡,靠中医祖父维生,祖父去世,又投靠上海姨母外婆。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返回九江避难。 1938年,日本侵略中国肆虐江南,再次带着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到上海姨母处。1939年在上海就读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1940年,外婆去世,姨母离沪回九江。他只得带着弟妹再次离沪,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邮局工作的堂兄。适值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农艺系茶叶专业在丽水和衡阳两地招生。他就报考了复旦,成为复旦大学学生。是时,复旦迁校重庆北碚,新录取的同学在衡阳乘坐中国茶叶公司运茶货车辗转到重庆就学。时年19岁。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张薰华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由茶叶专业的学生转变为经济专业的学生,二是由普通学生转变为革命者。他上高中时就曾是上海市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一员,在大学里,1944年又参加了中国学生导报社(中共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张薰华也成为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教师,并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参与接管复旦,并被任命为“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代行学校行政事务。 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工农干部进校,经同意,他开始逐步退出行政工作,回到经济系任教。但仍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

“中苏论战”与“红色理论家”的培养

从大学经历上看,1950年代的张薰华,实际上是复旦大学经济系的一名青年教师,一边从事行政工作,一边教书。当然,和大多数教师一样,也撰写学术论文。他教的是“经济数学”和“统计学”,研究领域也类似于今天的数理经济学。 1953年他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讲义》被高教部列为全国交流教材,1956年在《中国统计》24期上发表论文“论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

不过,那时候他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可能是1959年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关系”一文。该论文的写作缘起于当年的“中苏论战”,目的是与前苏联统计学家论战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

饶有兴味的是,这篇论文引起了关注,有关方面因此选派他到中央党校理论班(毛泽东所说的“秀才班”)脱产学习三年,为的是培养共产党自己的“红色理论家”(“秀才”)。

在中央党校,张薰华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专家王学文教授,专心致志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若干年后,我在上海偶遇在中共中央党校任职的王珏教授,他证实说,那时候,张薰华是王学文教授指导的学生,而他当时是王学文教授的助教,与张薰华也有师生之谊。

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学府苦读三年,其实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学习。张薰华全面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训练和培养,为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也说:“这三年,我在德、智、体方面收获都很大。 ”

1962年,张薰华坚持返回复旦大学任教,并被任命为经济系主任。这一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4年。

经济学研究与《资本论》专家

张薰华回到复旦后,就一直从事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教学和科研。他沉潜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钻研,孜孜以求,厚积薄发,成就斐然,终成一代大家。

1977年恢复高考。复旦大学迎来了“文革”后首批莘莘学子。然而,那时候,许多教师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国门尚未打开,最紧缺的恐怕就是教材了。事实上,在我入学的1981年,许多课程依然没有现成教材,上课普遍是老师讲授手写的讲义,学生埋头记笔记。

那时候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名称是“政治经济学系”,只有一个专业,即政治经济学专业。最主要的专业课无疑是《资本论》,每周三次,每次两节课,从第一卷到第三卷,要读两年。

《资本论》博大精深,对于缺乏经济学基础的学生来说,读郭王译本的原著在理解上是十分困难的,最需要的是解读性质的参考书。张薰华教授以其10年艰辛编写的 《〈资本论〉提要》(1977—1983)三卷本(基础是平时讲课用的《〈资本论〉讲义》)适时出版,受到了各方的欢迎和好评。一时洛阳纸贵,发行了数万册之多。

那时,张薰华教授担任经济系主任,还兼任77级辅导员,同时,为学生讲授《资本论》。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了学术研究上的收获季节。

在编写《〈资本论〉提要》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深入研究,张薰华教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而且还发现了《资本论》中的一些计算错误。就前者而言,他将三卷《资本论》浓缩为《〈资本论〉脉络》(1987)一书,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系统理解,该书长期被经济学院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再版发行了近2万册。至于后者,在发表论文基础上出版了《〈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1993)一书。

此外,他还依据《资本论》第一卷所揭示的决定生产力的各种要素,以及商品价值与生产力成反比规律,剩余价值与生产力成正比规律,撰写了《生产力与经济规律》(1989)一书。依据第二卷资本循环与周转原理,主编了《交通经济学》(1992)一书。依据第三卷地租原理,主编了《土地经济学》(1987)与《土地与市场》(1996)。而发表的百余篇论文研究成果,则集中体现在择其要者汇编的《经济规律的探索》(2000)一书。

张薰华教授治学严谨,成果丰硕,有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他还被选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和顾问、上海《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和顾问,以及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等。

“土地批租”研究与经世济民情怀

说到张薰华教授的学术贡献,不能不提到“土地批租”政策。正是张薰华教授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那是1984年,张薰华教授先是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交,后是在第8期《中国房地产》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引起了上海市委研究室的重视。时任研究室主任的俞健派顾家靖约张薰华教授为市委《内部资料》再写一篇相关文章,是为1985年刊于《内部资料》第6期上的论文 《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上海把第二篇论文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求再作补充,是以有了第三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该文刊登在 《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5期上,由中央下发到各省、市领导机关,引起广泛关注,并产生深远影响——

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

1987年10月,“全国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会上张薰华教授又提交了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此后,深圳开始以协议、公开招标、拍卖方式有偿有期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

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88年8月8日,上海有偿出让虹桥开发区26号地块,引发了上海虹桥地区的开发建设。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批租国有土地使用权。

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引致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篇论文中,张薰华教授不仅仅讨论了“土地批租”问题,文中提及的其他问题和相关建议,后来也逐步得到采纳,并变为现实。譬如,建议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把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又如,建议在浦东围海造地,另建大型国际机场;建议上海郊区土地不以种粮为主,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让农民迅速致富;建议以契约形式规定用地单位保证一定量的人均绿化面积,禁止企业超标排污,规定不得开采动用或破坏地下资源;等等。

到1990年代末,回顾多年土地批租的实践,他对土地批租制度进行了总结,同时,对土地批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在“中国土地批租的学术探索”(1999)一文中,他分析了土地使用中出现的两个新问题,即中国法律上是土地所有权国有和集体所有并存,国有蜕化为地方所有;土地使用权则有偿与无偿并存,无偿就是蜕化为企事业单位所有。

其实,张薰华教授是一位学以致用、研以致用的专家学者。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根底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他并没有拘泥于经典著作的理论研究,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他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并娴熟地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各种现实问题。按照他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兵分两路,一路深入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及其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另一路则探索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 ”

关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及其源泉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对经济规律体系的研究,如生产力发展规律、人口发展规律、科学技术优先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按比例规律、环境经济规律等的研究。

关于社会形式研究,则体现在他应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的人口经济问题、土地经济问题、交通经济问题、环境经济问题、市场经济体制机制问题等的研究。

此外,他还撰写了诸多论文,直面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如:“遵循客观规律放手发展特区经济”(1984)、“初级阶段的主要问题是人口膨胀”(1988)、“计划、市场与搞活大中型企业”(1991)、“两个根本转变的理论导向”(1997)、“体改的源头在金融与地产改革”(1998)、“从发展生产力剖解 ‘三农’问题”(2005)、 “从唯物辩证法看新中国的变化——兼论中国人口问题”(2008)、“科学发展观焦点在生产力发展”(2009)等。可以说,理论联系实际,是张薰华教授学术研究最突出的特点,而这种联系又植根于其深厚的《资本论》研究功底。

唯物辩证法与“圆圈的圆圈”

张薰华教授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表明,《资本论》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也能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事实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的研究(200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支持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所列举的四个案例之一,就是张薰华教授对土地批租问题的研究。他指出:“张薰华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

张薰华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之所以能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的贡献,与他的政治信仰、求实学风、严谨态度、创新精神和科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张薰华教授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也是有近7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理论信仰和学术指导上坚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他常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坚持中发展,因发展而繁荣。 ”他身体力行,在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在教学中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学生解疑释惑。

学术研究为的是追求真理,做学问贵在求真务实。张薰华教授说:“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态度,不做风派人物;应该具有理论勇气,不做阿谀奉承之辈。”最能说明他言行一致的是,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学者们还习惯于将经典著作的原话奉为圭臬,鲜有敢于指谬或反对的,而张薰华教授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一文,这需要多大的学术勇气!同样,土地批租的建议和当时实行的土地使用政策是相抵触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态度和理论的勇气,怎么可能写出那样的论文?!还有,关于产业发展次序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提倡“农林牧副渔”,学者们也早已是习而不察,但张薰华教授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发现,这种提法是错误的,用于指导实践将导致本末倒置,是以撰文,强调“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论证了“林农牧渔副”为序的重要性(“林字当头与林农牧渔副为序”),被誉为“具有革命意义的重要观点”。这种敢于挑战陈规和权威的理论勇气,无疑是可敬的。

但凡上过张薰华教授课的学生,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严谨严格。严谨是他的治学态度。张薰华教授上课的逻辑性特别强,环环紧扣,丝丝相连,很难找到破绽。而作为《资本论》研究专家,对《资本论》虽然不能说倒背如流,但若提到马克思某一观点,他马上会告诉你,《资本论》第几卷第几章第几页马克思是怎么论述的。严格是对学生的要求,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他的《资本论》课程或《政治经济学研究》课程有两个规定动作:一是做作业,即做内容覆盖三卷《资本论》的100道习题;二是口试,用《资本论》的原话或观点回答在100道习题中随机抽中的试题。其实,这种严格是在训练学生们以后学术研究中的严谨。张薰华教授的严谨,还表现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态度。早在1980年代初研究生产力问题时,他就意识到生态环境是自然力,是生产力的源泉,但由于没有专门研究过生态环境问题,就从生物系请来生态学家吴人坚教授为经济系学生授课,他也去旁听。 1986年,还和吴教授一起创办了环境经济研究所 (现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前身)。为熟悉这一领域,他还订阅了多种生态环境方面的报刊。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活力所在,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学术进步和学术发展。研究经典著作的学者可能有的一个拘囿就是,以理论阐释理论,以观点说明观点,往往陷于循环论证或就事论事,既难以发展理论,又无补于解决现实问题。张薰华教授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梳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最典型的就是“圆圈的圆圈”方法的应用。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全部见解,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方法。这方法就是被马克思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至于具体方法,黑格尔形象地说,科学是“圆圈的圆圈”。但黑格尔没有画出来,马克思也没有画出来,张薰华教授却把它画了出来。正是用“圆圈的圆圈”方法,张薰华教授在《〈资本论〉脉络》一书中,仅用十几万字的篇幅,就把三卷《资本论》的内容叙述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他还用“圆圈的圆圈”方法分析和梳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系,著作为《生产力与经济规律》一书。另一是,把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种应用研究从先后次序看,大致经过四个阶段,研究重点分别是生产力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相应的研究成果,前三阶段分别是《生产力与经济规律》、《交通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需要说明的是第四阶段成果,在我师从他读博士的1990年代初,他和我共同承担了上海市“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最终形成著作《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1998)一书。作为课题的负责人和组织者,以及全书导论的作者,张薰华教授理所应当是这本书的主编,但他提携后进,再三坚持由我作为唯一主编署名。事实上,环境问题是张薰华教授关注最早、历时最久、用心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1995年他还获得国家教委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授予的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称号。近几年,他仍在思考和研究环境经济领域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张薰华教授十分服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唯物辩证法。他经常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曾说过,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他的方法,这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即从抽象的绝对精神出发。马克思则把它倒过来,从物质内容出发。将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 ”张薰华教授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来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用其具体的方法“圆圈的圆圈”研究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取得丰硕成果,“在探索经济规律方面形成独到学术见解,对推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贱尺璧”、“重寸阴”与教书育人

曹丕《典论论文》中关于“贱尺璧而重寸阴”那段话,其实是张薰华教授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

或许是少小就经受磨难的缘故,或许是优秀共产党员的修养使然,张薰华教授颇为习惯于校园生活,成天孜孜于学术天地而自足,名利淡泊,宠辱不惊。物质生活上,他以简单为本,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九舍陋室,一直到古稀之年,人们还能经常在复旦园里看到张薰华教授骑着旧自行车穿行校园的身影。 80岁以前,他到市里开会也不愿叫出租车,而是换乘几部公交汽车赴会。但他乐在其中,还自豪地告诉学生,他长寿且健康的秘诀之一就是简单生活加上坚持锻炼。

然而,在精神生活上,他对待自己近乎苛刻,那就是惜时如金。除了上课、指导研究生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如座谈会、学术讨论会、学会活动等),他把全部时间几乎都用在读书和研究上。他常说,我们这代人经历坎坷,年轻时读书的大好时光却赶上战乱,许多时间不得不花在从事革命工作上,创造力最旺盛的中青年时期,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几乎不可能静下心来做学问。正因为如此,学术研究成果大多是50岁以后发表的。感慨于时光如白驹过隙,他把点滴时间都用在研究和教学上。直到耄耋之年,他还笔耕不辍,时有新作问世。

唯一让他舍得花时间的是学生。只要是学生找他请教问题,他从来不说没有时间。在他看来,教书育人是他的本分,更是责任。他多次参加学生组织的活动,和大学生、研究生座谈“治学与做人”、“做人与做学问”的问题。他对学生是呵护有加的,不论是做系主任时,还是离休以后。学生有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同时,他对学生又是严格要求的,除了前述学业上的严格要求,他希望学生们能够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有理想有作为的时代青年。他说:“做人方面,青年应有高尚的情操和广阔的胸怀,关心天下兴衰,鄙视个人主义,抵制实用主义;治学方面,除了要爱惜时间,还要欢迎教师的严格要求。”他曾解释他的严格:我宁可学生在校园里因为我的严格而骂我,也不愿意他们在社会上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无所作为而骂我。在他指导最后几批博士生时,他的博士生和我的博士生一起以研讨班的形式上课。在课堂上,对待学术问题他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乃至一个数据;但在课后,他对学生的生活、家庭关怀备至,特别是对外地到上海求学的学生。

作为他的第二届博士生,在三年时间里,我得到张薰华教授无微不至的关怀——学业上亲炙,生活上照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学术上能够有所成就,和这三年的学习是分不开的,和这三年他的呵护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我的博士论文《人地关系论》出版后能够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正是由于他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如今,他指导的6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已成为各自单位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而我的学生也已陆续成长为博士生导师,有了不少张薰华教授的第三代学生。他们的学习环境或许有所不同,但张薰华教授倡导的学风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严于律己,求真务实,严谨严格,规范创新,不懈追求科学光辉的顶点。由张薰华教授1986年创立、2000年正式成立的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已有近25年的历史,近10年来每年举办年会,与会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界同行专家学者。每一次,名誉主任张薰华教授都全程参与,和大家一起分享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一起探讨环境经济研究的新领域新问题。

如今,张薰华教授和夫人宁荫老师仍然住在宁静的复旦第九宿舍,相濡以沫,书画琴瑟,幸福地沐浴在夕阳的美丽霞光里。

张薰华教授八十华诞时,我曾撰文祝贺,今谨以10年前同题为文敬贺张薰华教授九十华诞。

主要参考文献

张薰华著《经济规律的探索——张薰华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改革的首创者和支持者”,载《理论视野》2006年第3期。

何干强,冒佩华,“用辩证法指导经济规律探索——张薰华教授的学术风格、学术成就与经济思想”,载 《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7期。

潘 真,“‘土地批租’禁区的突破——访张薰华教授”,载《联合时报》2009年8月6日第3版。

朱国宏,“贱尺璧而重寸阴——记我的导师张薰华教授”,载《文汇报》2000年8月23日。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编 《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论集(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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