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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里面另有一番世界

2019-09-18 14:49

人物简介:濮之珍,女,1922年12月生于安徽芜湖,195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多年。五六十年代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六十年代始开设中国语言学史课并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主要有《<方言>与<尔雅>的关系》、《书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后》等。代表著作《中国语言学史》,受海内外同行专家重视,认为是第一部联系社会历史发展并能进行理论分析的专著。1987年荣获上海市巾帼奖,1992年荣获国务院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为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访谈时间:2009年11月。访谈地点:濮之珍教授家中访谈人:张洁琪谭满枝访 谈教学相长问:您和蒋孔阳先生是什么时候到复旦任教的?最初你们教什么课程?答:我和蒋孔阳先生是1951年应聘到复旦教书的。我一直在复旦工作到1991、1992年,从二十几岁一直到七十岁才退休,整整教了四十年。我们是在复旦的教学中成长的。教学相长,确实是这样。蒋先生本来是学经济的,可是他爱好文学、哲学。我们1951年先后调到复旦,当时是青年教师。我们教过写作课。后来他教《文学概论》,我教《语言学概论》。中文系一年级专业课一共五门课,我们俩就给他们上了两门。凡是考进中文系的,一年级一定要上这两门课。那个时候我们年纪比较轻,三十还不到。这两门课对我们来讲是新课,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什么《文学引论》、《语言学引论》课程。所以我就讲教学相长,原来我们没有读过这门课程。我们就备课,还是很努力的。每一个月发工资,我们俩就到福州路书店去买书。每一次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书。那个时候上课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教材,大学的课不大有教材,就靠老师自己看书、写教案、备课,然后上课就这么跟着讲,同学就是笔记,我的印象中同学都是留着我们的笔记。教了几次以后,他(蒋先生)结合教学就写出书来了,叫《文学的基础知识》。我也写《语言》,就是语言学概论。当时出版社出了有关语言方面的一套丛书,比如语音、语法、词汇、文字等方方面面。我是第一本,就叫《语言》,试着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语言学的一些问题。当时,苏联有个专家在北京大学开讲座,各个大学搞文学概论的老师,都到北大去学习,他(蒋先生)就到北大学习去了。那个苏联专家的理论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蒋先生)没有完全套苏联专家的理论,他联系中国文学的具体情况,写了《文学的基本知识》,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发行了十多万册。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写。他和我的课都是新课,一方面上课,一方面联系教学写出书来。当时,这本书是有一定影响的。后来,我的老师一百岁,就是魏建功,北大副校长,北大开纪念会,我去参加这个会。北大有些老师跟我握手,跟我讲:你的《语言》我们都看过。可见五十年代我的书,还有过一定的影响。大学里我们一开始上的是基础课,后来就上专业课了,他上美学课,我上中国语言学史课。文革前夕,我们两个人开始搞专业。文革后中文系77级、78级招收一批学生专门读语言专业。教研组讨论认为,语言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习语言学史。过去没有语言学史课,只有文学史课,教研组研究让我上语言学史,我答应了。这个课差不多就成为我后半辈子的努力方向。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语言学问: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的语言不科学,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答:应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语言。自古以来,也有对语言进行研究,有语言学史。我国古代只有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没有语言学史,我念书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课。魏建功先生上的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我后来上中国语言学史,就碰到了一些问题。如当时语言学界受西方语言学影响,认为中国古代只有语文学,没有语言学。我在教学中体会,这种看法有问题。外国的语言研究,多从语法研究开始,而我国古代语言研究是从文字、训诂开始,对语法的研究比较晚,直到清末,才有马建中《马氏文通》。因而外国人写的语言学史里面,没有中国的语言学,这种看法对我国有影响。因而有人认为我国古代语言研究是语文学,是为文献服务,不是真正的语言学。我就觉得这个看法不对。为什么我们古代开始研究的是训诂、文字?这是和当时社会发展、语文的具体情况有关系的。国外为什么一开始就研究语法,也和他们的社会发展和语文情况有关。语言本身的情况不一样,研究有差异,不能因此说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是不科学的语文学。早在汉代,我国就有语言学家杨雄、许慎,有语言学专著《方言》、《说文解字》。许慎的《说文解字》是重要著作,它是个桥梁,没有这部书,先秦的文字看不懂,后代文字的演变来源也说不清楚。《说文解字》对汉字字形、字义进行研究,都讲出道理来了,并研究出汉字的结构规律,研究出部首。跨越两个千年起作用,世界上少有。现在字典还在用他的部首啊。为什么2000年了,你还要用它的部首?这就是规律、科学。这说明中国古代是有语言学的。所以我认为,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代语言学已经基本建立,因为有语言学的专著,有语言学家,他们研究了汉语、汉字的规律。所以我就写了论文,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我的教学、科研主要是中国语言学史。古代语言学家,是用一生进行研究的。像杨雄调查方言,化了二十七年;许慎搞《说文解字》,也是一辈子,最后叫他儿子背了这部书献给朝廷。到了清代像段玉裁、顾炎武,他们写一部书,也是一辈子进行研究,而且方法比较科学,态度也比较科学。我后半辈子的教学、研究都是中国语言学史。我后来也感触,语言学这个学科在我们祖国的文化里,也是一个宝典,也是了不得的。可是,从古以来不像文学那么受重视。比如历史学家、文学家,一提大家都知道,因为史书里都有他们的传。像汉代司马相如,唐代的李白、杜甫,其他有名的诗人,史书都有传。语言学家呢,就不收了。《前汉书》有杨雄传,《后汉书》有许慎传,不是因为他们是语言学家,是因为他们是辞赋大家,是经学家。语言学里有些很有名的人,比如著《切韵》的陆法言、著《中原音韵》的周德清,史书中就没有传。因此,我约请中文系年轻老师和我的研究生,一起写了一部《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汉语文法研究也比较晚,一直到了清代末年,马建忠因为去过国外,受西方语法的影响,研究汉语语法,写了一部《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那个时候叫“文法”。马相伯是他的哥哥。这部书,马相伯也有功夫在里面,但没有把名字摆上去。普通话是“普遍通用的话”问:请谈谈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复旦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答:汉字自古以来,表音是个问题。一开始是“读若”,是直音。后来就有了反切,进步了,但还是很困难。因为它用整个的字作音符来拼,很难。一直到清朝,有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音标传过来,中国就开始有了注音的字母。最早的注音字母是章太炎他们搞的,用的是汉字的简体,有的用汉字的部分笔画。这种方法台湾一直在用,叫做注音符号。新中国建立以后,五十年代,开始重视语言问题。语言规范有三大问题。一个就是共同语的问题。外国人说我们没有,那到底有没有?如果有,是什么?通过研究,后来解决了,是普通话。这个决定也是了不得的。汉代杨雄《方言》中有“通语”。这个通语,就是当时的共同语。语言的本质就是有通语有方言,没有通语怎么行?孔夫子周游列国讲学,假如没有通语,讲话人们听不懂。孔夫子讲的可能是山东的土话,但他如果要去讲学,就要讲“通语”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语言的本质就有通语,就会有一个大家相对听得懂的话。因为各地隔开了,交通不便,各个地方就有它的方言。所以方言和通语自古就有。但对民族共同语的科学认识是在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在北京开会。我总是认为:理论上认识提高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北京开会时,开始认为民族共同语是北京话,清朝叫“官话”。陈望道老校长、吴文祺先生和上海代表去北京开会,他们提出,民族的共同语是在一个基础方言上发展起来的,又吸收了其他的语言,不是单纯的北京话。我们的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从古以来北方一直是我们的政治中心,如洛阳、西安,后来的北京、包括南京(南京也是下江官话),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拿汉语来说,我们有好几种大方言,说北方方言的人占70%以上,人数最多。但是共同语不等于这个方言,在这个基础上又吸收了其他的方言,形成了普通话。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而是“普遍通用的话”。这是五十年代在北京开会经过讨论的。刚开始决定是北京话,后来望老(陈望道)在会上发言,中央重视,才定下民族共同语是“普通话”。当时陈望道先生是复旦校长,还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他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几十年,他搞语言文字规范的工作是起了作用的。第二个就是注音符号的问题,提出的方案有很多。比如说到底用什么字母,有的人主张用注音字母。五十年代复旦有苏联专家主张用斯拉夫字母。望老就组织上海语言工作者开会讨论,后来觉得还是拉丁字母好。它有历史根源,有国际性,大家都认同。那时候上海的语文工作者在望老的主持下多次讨论,由我记录整理成文章,报到上面去。望老在语文工作方面有成绩,中央都知道他,毛主席到上海约见他,还关心他的修辞研究。周总理说,陈望道是文字改革方面的半壁江山,上海的问题找他。上海语文学会,他是第一任会长。我和蒋孔阳先生问:您和蒋孔阳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在您心目中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答:我和蒋先生在1948年12月结婚,1951年先后到复旦教书,他教文学概论,我教语言学概论。我们认识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他大学的同学,而我的长兄是他们大学里的老师。我毕业后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他们在中央政治大学,在南温泉,我那个中学也在南温泉一带。我那个中学老同学,湖北人。蒋先生是四川人,他们是学经济的。因为中央政治大学校长是蒋介石,学校有一点特权。毕业分配时,他们两个人都分到芜湖的银行来了。抗战胜利我们家回到芜湖。他们两个是外乡人,芜湖是我的老家,他们经常来玩,就自然地认识了。蒋先生可惜走得太早。他人很好,性格比较温和。他就是只爱看书写书。我在中文系是教语言学方面的课的。解放初期,斯大林写过一篇文章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强调学苏联,斯大林的文章影响很大,大家都学了,这样我们就兴起了语言学习的高潮。当时《人民日报》有个“语法修辞讲话”的连载,于是许多大学都开这个课。因为教学需要,所以系里让我担任“语言学概论”的教学工作。日子久了呢,我发现语言学里面另有一番天地,只是不像文学那么有趣。比如蒋先生搞美学,年轻人喜欢。我们俩一道出去讲学,听他讲的人总比我多。两个人一道到一个大学,(讲座)布告出去,一个讲文学一个讲语言,那么听他讲的人比我多得多。但其实,语言学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蒋先生结合教学写了本《文学的基本知识》,发行量很大,受欢迎,后来这本书受批判。那个时候强调阶级性,认为处处有阶级性。比如说,你家庭出身不好,就有压力;你是工人、农民出身,那就比较好。他讲文学课,他就觉得像齐白石的画、李太白的诗,好像不是那么有阶级性。像李白那首名诗《静夜思》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个人想故乡这种感情,就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差异。这本书就因为这个问题受批判。我因为搞语言,太平一点。蒋先生的另外一本书《论文学的艺术特征》,有些观点也受批评了。他受批评,一方面是观点,一方面可能跟他的家庭出身有关。当时他能虚心接受批评。但蒋先生也只是学术上受批判,没有从政治上给他套什么帽子。蒋先生的为人,大家都对他还是很好的。只是从思想上批评。另外他本人性格也比较好,人家批评他,他也不生气,也不闹,比较能够接受。批他,他当时也觉得,大家批嘛总有道理。一心一意扑在教学、科研上问:您们这一辈学者和现在的学者有什么不同呢?答:我们老一辈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个字、一个字都自己写,从来没有叫人写过东西,从来没有。那么多研究生,连他们来帮忙找资料都没有,我们都是自己找。我们那一代人在这一点上很认真。蒋先生写那么多书,一个字、一个字全是自己写的。今年二月份,一天,我看《文汇报》,看到一篇文章《蒋孔阳夫妇》。我一愣,再看,是复旦过去的学生陈四益写的。我们好久不联系了。后来我打电话问报社,他们通知他了,他在北京,已是一个杂志的副总编了,现在年纪也大了。他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说,濮老师,我是你的课代表。他听我课的时候是我的课代表,后来我五月份去了北京,到了小女儿家,他来看我。陈四益那篇文章觉得蒋先生是一个好学者,干嘛那么折腾他。而且他还有一些感慨,他认为像蒋先生那样的学者现在少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心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静。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钱的问题啊,没有房子的问题啊,也没有车的问题。那个时候都不想。不过那也是时代的关系,也不是说现在你们不应该想房子想车子,但也有人不想的,心比较静的人。我们那个时候真是一心念书的,一心一意扑到教学和科研上面,所以多多少少有点心得。妇女要有所成就,要有点干劲才行问:您是有四个孩子的母亲,您怎么处理教学科研与家庭的关系?答:前几年复旦妇委会叫我和复旦的女同学在一起座谈:你又要结婚,又要有孩子,又要做学问,这个日子怎么过过来的。这个问题好多人向我提过。我5岁多就没了母亲,15岁没了父亲,是哥哥带大的。读大学时条件虽然是很困难,但很想在业务上有点成绩,这都是老师的影响。我大学毕了业在中学教书,后来又考上前中央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应聘来了复旦,所以我的经历很简单,先是坐在下面,后是站在上面,一辈子在学校。我总想要搞出点什么来,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很强。很多女同学结了婚,往往以先生为主,自己就让一步。但我自己不愿意往后退。但是比起来呢,我业务上没有他(蒋先生)写得那么多。一个妇女在业务上要有所成就,要有点干劲才行,不然很容易往后退。我们毕竟有四个孩子,蒋先生人很好,做学问很好,但生活上不能干,没办法帮忙。我也不嫌他,不觉得委屈。我在想,他走了已经有十年,如果有来生呢,还是觉得应该和他在一起。他后来身体不好,都是我照顾,很辛苦。他后来坐沙发都站不起来,睡觉也是,躺下去起不来,晚上都是我照顾。后来住到医院,我每天去陪他,陪了一年!也没能留住他!旧社会妇女往往没有工作没有前途,所以我最开始不是很想结婚。觉得一结了婚有家,拖累。但我是想工作的。我们结婚以后,他和我一同努力进步。所以我们后来得了校“比翼双飞”奖。他生活上要求不高,吃饱穿暖就行。他就是自己看书写书,也不添麻烦。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把蒋先生也请去了,到我们家把他生前书橱、书桌,还有1500本美学方面的书都拿去,说是设立书房永久纪念。我们家除了他的书以外,我写的书,孩子写的书,也全都拿去陪着他。我的四个孩子不容易,比你们苦,都插队落户的,“老三届”,都是到农村。我家老二16岁下放10年,26岁考到复旦,毕业以后去了美国,现在在美国的大学当教授。改革开放后,她们都考上了大学,都很好。研究生要安心、专心、有悟性问:您是怎么培养研究生的?您对研究生有什么要求?答:我们都是文革以后就开始招研究生,招得比较早,77、78年就开始了。现在那批研究生差不多都是教授了。那时候的研究生没有你们现在那么多,人比较少。当时的研究生年龄都比较大,很多都工作过的。研究生毕竟与本科生不一样,年龄大一些,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我喜欢和他们说这么几句话。第一,来做了研究生,最好要安心。因为你从不同的岗位来,考进来,不要想其他的。老话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要专心,要找到一个方向。作为研究生,要能够安下心来,能够安心总归是有一定成就的。但是在某一个专业上做出成绩,还要有一点悟性。我希望研究生要安心、专心、有悟性。悟性是挺难的,要有悟性才能有创造性。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另外,我们和研究生关系都比较好,对他们比较爱护,帮助他们。在上“语言学概论”时,我曾带学生去马戏团和聋哑学校观摩。那个时候搞语言学理论,有一个问题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过去有一种说法是“思维不一定要有语言”,他们就举例说像马戏团里的那些狗,还有聋哑人,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我们在讲理论的时候就说,人的思维离不开语言。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带他们去看。马戏团的狗认识字,它不是真认识,它认识的是符号,它与人的思维不一样。人的思维离不开语言,人之所以离不开语言,就是因为人的思维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认识过程中,表象有局限,有许多东西没有表象,属于抽象思维,只能通过语言才能表达。人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语言。所以人才能创造发明。我为了让学生认识这个问题就带他们出去看,要让他们了解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我和蒋先生都有个习惯,写东西、讲话不喜欢故弄玄虚,不喜欢讲得神秘得让人家听不懂,喜欢讲得浅显一点。讲的时候喜欢联系实际,讲得具体一点。有些学生受影响,后来有的搞语言学,有的搞文学。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做教师。我觉得教师这个工作有意义。一是教学相长,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多。还有一点,一辈子和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很有意义,很开心。

岑麒祥(1903—1989),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字时甫,祖籍河南南阳,1903年7月15日生于广西合浦。岑麒祥是我国较早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教学的语言学家之一,在五十多年的教学中,培养了许多语言学人才,桃李遍天下。

现在退下来了,我一直也没有停下来。他在的时候,编了四本,就是《蒋孔阳文集》,他去世以后,出版社要给他改成全集。我说全集不全,他们就让我编,我就编了第五卷,60多万字,搞了两三年。还有,我们的书到期了要再版,要修订,我就做到现在没有停过。为了纪念他,我还编了一本传记性的书。我虽然是一个老人,总还想能做点事。像复旦搞“雅言杯”也请我去当评委。我觉得人就要这样才行。现在虽然是高龄老人,还是要学习,做力所能及的事。(2010年10月18日改定,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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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麒祥(1903—1989),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字时甫,祖籍河南南阳,1903年7月15日生于广西合浦。岑麒祥是我国较早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教学的语言学家之一,在五十多年的教学中,培养了许多语言学人才,桃李遍天下。

1921年毕业于省立廉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英语科。

1922年考入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以英语为正科,文史为副科。1926年毕业于高师部,入中山大学英语系三年级学习英、法、德语,同时兼任广州知用中学语文教师。1928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通过中法协会资助赴法留学考试,先在法国里昂东南的格勒布尔市的一所大学攻读法语,后回里昂大学学习,获得“英国语文学”和“实际研究”高等研究证书。1931年,转入巴黎大学,从巴黎大学语言研究所主任房德里耶斯学习普通语言学,从语音研究所主任傅舍学习语音学,从法兰西学院教授梅耶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从民族所教授柯恩学习语言调查。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文科硕士学位和语言学高等研究文凭。

1933年底启程回国,1934年春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讲授语言学、语音学和方言调查,同时兼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和《语文文学专刊》主编。1935年,任文学院教授。1936年被聘为中英庚款委员会招考留学生考试委员。1944年到广西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因抗战时局吃紧被迫中断,到连县三江地区中山大学分教处任教,任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在中山大学开办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任系主任。1948年,兼任文学院代理院长、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语言学系主任。1951年,率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师生参加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到粤北和海南岛访问瑶、黎、苗等族,进行语言调查。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管教务处工作。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改称语言学专业,任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兼语言学教研室主任。1989年12月20日逝世,享年86岁。

主要专著

《国际音标用法说明》、《语音学概论》、《方言调查方法》、《语法理论基本知识》、《汉语外来词词典》《普通语言学》、《语言学史概要》、《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语言学学习与研究》、《汉语外来词词典》等;主要译著:《格拉乌尔院士在华学术讲演集》、《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语言论》、《普通语言学教程》、《现代欧美语言学唯心主义学派批判》等;主要论文:《方言调查方法概论》、《粤语发音实验录》、《历史语言学中之分化作用与统一作用》、《中国语词之词性及位置》、《关于华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广东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纪略》、《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论语言学中的心理社会学派》等。

学术研究

岑麒祥从事语言学研究五十多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以及历史语言学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语言学方面,著有我国最早的语音学著作之一——《语音学概论》,不仅阐明了普通语音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介绍了语音学史,特别是用普通语言学的观点对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音韵研究进行了解释。50年代,参考苏联教学大纲,编写了《普通语言学》,重点介绍现代各语言学派的理论要点和学术背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进行评价。

语言学史方面,《语言学史概要》是其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语言学史著作,介绍了世界语言学的四大源头;阐述了历史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和意义,介绍了对世界上各语系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情况;介绍了从普通语言学奠基人德国洪堡德开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结构主义的一些流派的语言学观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方面,解放前发表了《方言调查方法概论》,曾到广西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解放后,将《方言调查方法概论》补充修改为《方言调查方法》,成为我国最早关于方言调查方法的专著。把方言调查分为外部调查、概略调查、方言志调查和方言地图调查等,详细介绍了记音音标和记音方法。强调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概括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以及华南地区瑶语、苗语、黎语及其方言的分布情况。曾参加中央中南区少数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到广东北江和海南岛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广东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纪略》。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积极介绍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并把历史比较法应用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研究。此外,还从事古汉语语音、语法及现代汉语语法及文字的研究。

作品内容

岑麒祥主要著作有:《语音学概论》(中华书局,1939年。科学出版社,1959年)、《方言调查方法》(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再版)、《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普通语言学人物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

岑麒祥的《语音学概论》一书,是我国最早的语音学著作之一。分总论、描写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三部分。该书注重实用,内容全面,广泛涉及语音学诸问题。阐明了普通语音学的基本原理,介绍了语音学史,并用普通语音学的观点解释了我国传统的音韵研究。对语音演变的规律,研究语音演变的方法,以及如何总结亲属语言和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等都做了阐述。是语音学的一本重要的参考著作。

《语言学史概要》一书,是岑麒祥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作。书中将语言学史分为古代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和普通语言学史三个方面。在古代语言学史部分,他介绍了世界语言学四大源头(希腊—罗马、古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语言研究成果;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史部分,讲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和意义,介绍了对世界上各语系的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情况;在普通语言学史部分,他介绍了从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洪堡特到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各个流派的语言学观点,着重介绍了各个流派之间的历史联系。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语言学史著作,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学习参考资料。

岑麒祥的《方言调查方法》一书,是我国最早的方言调查方法的专著,其中讲了方言调查的意义和方法。把方言调查分为外部调查、概略调查、方言志调查以及方言地图调查等几种,详细说明了记音音和记音方法。侧重介绍了方言调查的基本理论,通俗简明,是方言调查的入门指导用书。

岑麒祥编纂的《汉语外来语词典》为汉语词汇史、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研究材料。他的《普通语言学人物志》一书,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一类的著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既可以补《语言学史概要》之不足,它本身有可大可小,可长可短,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可以增加我们对语言学史的知识,作为我们对语言学研究的借鉴。”书中介绍了索绪尔、梅耶、汤姆森、维尔纳、叶斯泊森、房德里耶斯、柯恩、马迪内、哈里斯、乔姆斯基、博杜恩·德·库尔特内、谢尔巴、特鲁别茨科依、雅各布逊、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共18位语言学家。

岑麒祥致力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于1936年翻译了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6年)一书。此外,岑麒祥还有专著:《国际音标用法说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语法理论基本知识》(时代出版社,1956年);

岑麒祥译著:《格拉乌尔院士在华学术讲演集》(科学出版社,1956年)、《现代欧美语言学唯心主义学派批判》(科学出版社,1957年);论文:《世界言语的统计》(《东方杂志》第28卷第16期)、《方言调查方法概论》(《语言文学专刊》第1卷第1期)、《历史语言学中之分化作用与统一作用》(《中山学报》第1卷第1期)、《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影响》(《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西方语文》第1卷第1期)、《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中国语文》1961年第5期)、《词源研究的意义和基本原则》(《新建设》1962年第8期)、《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问题》(《语言学论丛》1980年第5期),等等。

往事略集

著书立说兴科教

岑麒祥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和世界语,为研究语言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从事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工作逾半个世纪,成绩显著。在教学方面,他勤勤恳恳,耐心指导学生,讲授过语言学、语音学、方言调查、音韵学、普通语言学、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等课程。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岑麒祥的主要著作有《语音学概论》《方言调查方法》《语言学史概要》《汉语外来语词典》《普通语言学人物志》《语言学家评传》等。其中《语音学概论》一书,是我国最早的语音学著作之一。该书分总论、描写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三部分,注重实用,内容全面,广泛涉及语音学诸问题。阐明了普通语音学的基本原理,介绍了语音学史,并用普通语音学的观点解释了我国传统的音韵研究。对语音演变的规律,研究语音演变的方法,以及如何总结亲属语言和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等都做了阐述,是语音学的一本重要的参考著作。

《语言学史概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语言学史著作,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学习参考资料。这本书也是岑麒祥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作。书中将语言学史分为古代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和普通语言学史三个方面。在古代语言学史部分,他介绍了世界语言学四大源头——希腊—罗马,古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语言研究成果;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史部分,讲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和意义,介绍了对世界上各语系的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情况;在普通语言学史部分,他介绍了从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洪堡特到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各个流派的语言学观点,着重介绍了各个流派之间的历史联系。

《方言调查方法》是我国最早的方言调查方法的专著,岑麒祥在书中讲了方言调查的意义和方法,把方言调查分为外部调查、概略调查、方言志调查以及方言地图调查等几种,详细说明了记音方法。侧重介绍了方言调查的基本理论,通俗简明,是方言调查的入门指导用书。此外,他编纂的《汉语外来语词典》为汉语词汇史、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研究材料。他的《普通语言学人物志》一书,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一类的著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既可以补《语言学史概要》之不足,它本身可大可小,可长可短,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可以增加我们对语言学史的知识,作为我们对语言学研究的借鉴。”在书中,他介绍了索绪尔、梅耶、汤姆森、维尔纳、叶斯泊森、房德里那斯、柯恩、马迪内、哈里斯、乔姆斯基、博杜恩·德·库尔特内、谢尔巴、特鲁别茨科依、雅各布逊、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共18位语言学家。

岑麒祥还致力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世界言语的统计》《方言调查方法概论》《历史语言学中之分化作用与统一作用》《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影响》《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词源研究的意义和基本原则》《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问题》等等,还先后翻译了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和房德里那斯的《语言论》。此外,他还出版有专著《国际音标用法说明》《语法理论基本知识》以及译著《格拉乌尔院士在华学术讲演集》《现代欧美语言学唯心主义学派批判》。他还参加修订《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字典》和编纂《古汉语字典》。

廉州话是一种独特的方言,它与周边地方的语种不同,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不仅韵律优美、语调清晰,还有丰富的词汇。岑麒祥称家乡的廉州话为“钦廉话”,在上世纪50年代末原本准备写一本书叫《钦廉话研究》的,但不知何故最终没有完成。

精诚合力创新系

岑麒祥青年时代憧憬革命,曾多次聆听孙中山的讲演,参加过省港大罢工游行。他勇于创新,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就是他和王力1946年秋在中山大学共同创办的,他还出任首届系主任。

抗战胜利后,王力所在的昆明西南联大解体,王力本想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人类语言学系,返京前路过广州作短暂停留。王力和岑麒祥同是说粤语方言的两广同乡,在巴黎留学时一起听过傅舍等著名语言学家的课,学位论文都是写粤方言语音的。两人志趣相投,谈到开创语言学系一拍即合。

语言学系先后开出许多传统的和新兴的课程。除了王力和岑麒祥两人的课以外,还聘来了方光青、商承祚、严学好、赵仲邑、杨树达、吴三立、黄锡凌、周达夫、高华年、张为纲等开课。

王力1948年受聘为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岑麒祥接任中山大学文学院代院长、院长兼语言学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广州市公立、私立的文、理学院都合并到中山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取消“院”一级机构,只设系。王力从岭南大学回到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任主任。系里新设两个教研组,岑麒祥任语言学教研组组长,搞语言学概论教材建设。

岑麒祥与王力精诚团结,同心同德,情同手足,是合作共事的楷模。他们对学生亲如子侄,学生把他俩比作严父慈母。当时的语言学系师生不多,学生的文娱、郊游等活动,常常几个年级联合举行,全系老师也常参加,师生亲如一家。岑麒祥是最

1954年,为了集中南北方语言学师资力量,教育部决定把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大语言学系撤消,师生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语言学专业,后称汉语专业。从1946年到1954年,语言学系在中山大学办了8年,共招收了学生100名,不少后来成为语言学骨干人才和有关专业高级人才,当教授或有相当于教授职称的近一半,其中兼高校校长院长的有4名,博士、硕士导师4名,当国家级省市级有关学会会长、副会长和顾问的就更多了。

岑麒祥生活俭朴。他任语言学系主任时穿的西装还是留学时做的。解放前的长衫,直到80年代冬天在家里还常穿着,他说:“这么穿很暖和,我一穿起它就想起孙中山、鲁迅、李大钊、闻一多,因为他们爱穿这种衣服。”他公私分明,连自己孩子在家使用学校给他安装的电话机也要限制和批评。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溃退遗下的一笔公款,只有他这个文学院院长知道。他把公款如数交公,受到高度赞扬。

岑麒祥淡泊名利权位。调到北大后,他“无官一身轻”,轻装前进。这期间,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先后通过组织想委他以重任。北大留他,他知道后二话没说,不像有的人那样闹着要走。在中大期间,他虽然也有进有退,但他总是进无喜色、退无忧容。

坦诚做人为敬业

岑麒祥早年留学,是学贯中西的语言学家。他是个极其坦诚的人。在一次“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代表们对词汇方面进行讨论,许多专家强调要把北京话的词汇赶快写出来,决定哪些是土的,哪些是不土的,从中吸取经验,找出原则。岑麒祥当场说:“应该不限于用北京话的词汇,因为北京话里有些词是不好懂的。例如‘山药蛋’等类的词,广西、广东人根本就不懂,如果用‘马铃薯’,就大家都能懂。”

1954年岑麒祥刚调入北京大学时,他给四年级开了一门“普通语言学”,当时只有六七个学生选修这门课。

有一天,岑麒祥要两个青年教师陪他进城买教学用品,因为语言学课程讲发音机制、发音原理只凭口头描绘,学生缺乏真切的认识和直观的感受,当时又没有建立语音实验室的条件,他便想置办点喉头解剖之类的教学模型。他很少进城,对市内的商业网点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直奔商业繁华区王府井大街,一路用心搜索着东西两侧的铺面,也没发现一个卖教学仪器的商家,从东单走到东四,仍然一无所得。几经周折,后来才打听到八面槽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医药商店,就从东四转到王府井北口,虽然找到了那家外观并不起眼的店铺,但它也没有这种教具。岑麒祥问店主有无牙胶,店主说有进口的。买了几盒进口牙胶后,学生不解其意。岑麒祥说是镶牙用来做牙床模型的,可以利用它制作不同发音部位的口形模具。

一位年近花甲的资深教授,为了改进教学,竟然亲自带着两个青年教师,在偌大的北京城,到处寻找教学用具。这种认真的态度和敬业精神,真值得后辈很好地继承和学习。

著作目录

《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出版者不详19--)

《国际音标用法说明》(商务印书馆1937)

《语音学概论》(中华书局1939.4)

《语音学概论》

《语言学引论》(岑麒祥编/高华年编)

《普通语言学》

《方言调查方法》(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

《语法理论基本知识》(时代出版社1956)

《国际音标用法说明》(商务印书馆1957)

《普通语言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

《现代欧美语言学唯心主义学派批判》(古赫曼著/列施卡著)(科学出版社1958)

《语音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59)

《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国际音标》(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语言学学习与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

《语言学史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普通语言学人物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9)

《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

《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8)

《普通语言学人物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3.1)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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